正值年初，各大能源企業陸續召開年度工作會議，部署2018年工作。梳理其內容不難發現，“節能降耗”“提質增效”(下稱“節能增效”)不約而同屢被提及。此前國家發改委、能源局聯合發布的《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也在政策層面明確，“以節能優先為方針”，堅持“開源”“節流”并重，科學管控劣質低效用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動產業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雙優化。

作為能源行業發展進化的方向，節能增效在我國能源轉型進程中作用幾何?又將如何助推能源效率提升?帶著問題，本報記者于近日專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能源咨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名譽主任杜祥琬。

節能增效是能源戰略支柱之一

中國能源報：在我國能源轉型進程中，節能增效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

杜祥琬：我國能源轉型的目標，在于推進能源生產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轉型進程可用“四個革命”概括：一是能源消費革命，由粗放、低效轉向節約、高效;二是能源生產革命，由黑色、高碳轉向綠色、低碳;能源體制革命是保障;能源技術革命是支撐。

這其中，在低碳化、高效化道路上，節能增效成為支柱之一，甚至是我國能源戰略之首。對于我國這樣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短缺的國家，意義尤其重大。

節能作為能源安全、環境安全和氣候安全的要素，是一個社會公民素質和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體現;增效則是一個先進能源體系所追求的基本目標，我國能源發展也在從總量擴張轉向提質增效。

另據國際能源署估算，要實現《巴黎協定》設定的2攝氏度控溫目標，節能增效對碳減排的貢獻率有望達40%。同樣，要實現我國降低能源強度和排放強度的“雙控”任務，節能增效也將貢獻大頭。

中國能源報：具體到微觀層面，這對企業提出哪些要求?

杜祥琬：落實到企業層面，我國正在推行的“綠色制造”工程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它要求企業圍繞資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潔生產水平提升，加快應用先進節能低碳技術裝備，推動減少能耗、污染物及碳排放強度顯著下降，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擴大新能源應用比例。企業的節能增效工作，有很大潛力可以挖掘。

同時我認為，可建立企業責任延伸制度，生產所帶來的各類廢棄物，應由企業負責到底。除處理達標外，還可循環利用“變廢為寶”，或與其他企業協同利用“共生代謝”。實踐證明，這是企業升級轉型改造的重要方向，在國際上也是一項行之有效的制度。

我國能源體系總效率待提升

中國能源報：在節能降耗、提質增效方面，我國目前表現如何?

杜祥琬：我國已然認識到，經濟發展和能源發展需要向綠色、低碳、高效轉型，并為此做出積極努力，初步取得成效。

作為用能大國，近20年來，我國節能量約占到全球節能總量的二分之一;本世紀前15年，我國能源強度下降約30%。而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單位GDP能耗已由2010年的2:1降至2015年的1.7:1，目前進一步達到1.55:1，這些都是進步。

在行業層面，主要高耗能行業的能效也在優化。如我國燃煤電廠每千瓦時供電煤耗，2015年平均就已達310克標準煤，其中先進燃煤電廠在污染物排放達標的同時，每千瓦時煤耗只有276克，屬世界領先水平。近3年淘汰的9000多萬噸鋼鐵、2.3億噸水泥等落后產能，也帶來超3億噸標準煤的節能量。

中國能源報：初見成效的同時，我國還面臨哪些主要制約?

杜祥琬：按照規劃，我國單位GDP能耗強度要持續下降，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這都是經過大量論證的，我們應看到，我國單位GDP能耗雖已逐年下降，現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5倍，相比高能效國家差距更大，如比日本這樣的節能國家高出4倍多。

再到行業層面，我國煤電行業仍處低效運行狀態。在2015年全國煤電平均運行時長僅4300小時、2016年只有4100多小時的情況下，煤電裝機仍盲目擴張，燃煤電廠供大于求，造成新的產能過剩。再如，石油行業效率也整體偏低。我國石油產量約為全球總量的5%，卻擁有2000臺鉆機，是全球總數的30%;還有300萬石油工人，該數量甚至達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

不可否認的是，我國能源體系的總體效率有待提高、潛力巨大，節能增效是我國能源體系面臨的系統性課題。

五大路徑助力實施節能增效

中國能源報：結合上述問題，如何通過節能增效提升我國能源效率?

杜祥琬：我認為可從五個方面入手，推進節能增效工作更好落實。

第一，轉變發展方式是根本。新常態是改善能源結構的機遇，要求我們從追求速度、貪多求大轉向追求質量和效率。如在城鎮化進程中，必將增加個體能源消耗，“環境優先、節能高效”的原則下，可通過分布式低碳能源來滿足需求，防止高碳能源增加，進一步加重已踩紅線的環境負荷。

第二，調整產業結構是基礎。“綠色低碳美麗”不是平面擴張發展就能實現的，而需新的增長點。我國高耗能產業現已飽和，新增長點要靠新產業、新動能來支撐。能源結構的綠色轉型，特別是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發展，就是其供給側改革的特征之一。

第三，技術進步是重要依靠。估算顯示，工信部推出的13種重點工業產品，年節能潛力可達3.3億噸標準煤。再如，北京堵車導致的浪費約占本市GDP的7%，綠色出行呼聲越來越高，無人駕駛新能源汽車開始出現等，都說明了技術的重要性。具體到能源領域，可借助智慧能源互聯網，將能源網絡與信息、大數據技術等深度融合，智能電網和分布式低碳能源網絡、儲能技術等優化結合，由此提高能效。

第四，管理模式改革是關鍵。我國正在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推動固廢減量和分類的資源化利用，這就是管理模式改革的體現之一。瑞典有研究稱，99%垃圾都能變成資源。樹立“垃圾就是資源”的理念，把低碳、智慧與無廢相結合，我們也能造就一個朝陽產業，對節能減排意義深遠。

第五，消費方式也要節能增效。我們目前的節能意識整體較缺乏，倡導健康的物質享受、豐富的精神追求，避免攀比奢華浪費之風，這一點很重要。我在巴黎參加氣候大會時就發現，街頭大多是小車，省油、排量小。相比之下，我國不少家庭更傾向大排量的豪華車，殊不知浪費了大量能源。在巴黎，買小排量車可享政府補貼，高排量則要繳稅，用政策引導節能增效，這值得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