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CNN報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日前作出裁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無權在州層面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量，也不得要求發電廠放棄化石燃料轉用可再生能源。作為全球最大發達國家，美國氣候政策再次遭遇“滑鐵盧”，引發輿論對拜登政府減排目標及全球減排前景的擔憂情緒。
減排乏力
據美媒報道，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這起“西弗吉尼亞州訴EPA”案，源于2015年奧巴馬政府推出的《清潔能源計劃》。該計劃要求各州于2016年9月前提交初步減排方案。隨后，以西弗吉尼亞州為首的20多個州向華盛頓巡回上訴法院起訴EPA。特朗普政府時期，《清潔能源計劃》被廢除。2019年，EPA公布了《可負擔清潔能源規定》，取消了對燃煤發電站的嚴格監管，但隨即引發了加利福尼亞州等22個州的反對。
案件發酵數年后，6月3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結果，裁定支持西弗吉尼亞等州的意見，認定法律沒有賦予EPA相關權力，EPA不得迫使各州發電廠放棄化石燃料轉用可再生能源。
2021年4月，拜登政府宣布擴大美國的減排承諾，即到2030年將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較2005年減少50%至52%，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
CNN等美媒分析稱，“西弗吉尼亞州訴EPA”一案落錘，不僅是拜登政府氣候議程的重大挫折，也使聯邦層面氣候行動的未來前景受到質疑。美國環保人士指出，該裁決使EPA喪失了控制發電廠氣體污染的“最有效工具”，將嚴重削弱EPA的職能。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斯蒂芬·杜加里克表示，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與碳排放大國，美國作出這種決定，將使《巴黎協定》目標變得更難實現。
矛盾重重
“在氣候政策上，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一直存在較大分歧。”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謝來輝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分析，拜登政府當下的氣候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賴EPA以行政手段來推進，尤其是在電力行業減排方面。最高法院的最新裁決，基本上對總統在聯邦政府層面以行政機構推動減排的政策工具下了一個“禁令”。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的評估，拜登政策的減排目標本就面臨不小的挑戰，若拜登政府不能在國會層面推進相關法案，其減排目標的實現更是困難重重。
外界關注到，在“西弗吉尼亞州訴EPA”一案中，投支持票的6人均為共和黨總統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其中3人由特朗普在任期內任命。多家美國煤炭行業巨頭也參與其中。
“美國的氣候政策呈現明顯的‘鐘擺式’變化。民主黨政府時期，美國的減排態度及行動相對積極，共和黨時期則表現消極甚至進行抵制。在共和黨總統小布什、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一度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李強對本報記者說，綜合來看，美國現在的氣候政策受到諸多因素掣肘。其一，在美國新冠肺炎疫情形勢嚴峻、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氣候變化問題較難成為美國政府的優先議題;其二，美國政治極化日益加劇，氣候問題被賦予濃重的政治色彩，拜登政府的氣候政策往往會受到共和黨的牽制和反對;其三，能源利益集團的強力游說，使得美國的氣候政策必然經歷利益集團斗爭的考驗和撕扯。
拖累全球
近日，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顯示，1990年至2014年，美國是全球排放溫室氣體最多的國家，已造成超過1.8萬億美元的全球經濟損失。CNBC援引該研究報告稱，因美國排放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國家通常位于南半球或熱帶地區。其中，美國領土產生的排放給墨西哥造成了總計795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美國在減排方面的‘鐘擺式’表現及一些‘開倒車’行為，嚴重削弱了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與合作，加大了全球氣候治理赤字，給全球氣候治理的多邊進程制造了障礙和阻力。”李強認為，氣候變化導致的全球變暖加劇、極端天氣頻發、海平面上升、糧食歉收等問題層出不窮，導致“氣候難民”激增，嚴重威脅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生存發展。作為全球最大的發達國家和碳排放大國，美國應承認并履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歷史責任，主動按照“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率先進行減排，發揮大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作用。美國等發達國家應兌現《巴黎協定》要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相關技術和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謝來輝說，作為碳排放歷史責任最大的國家，美國的氣候政策在國內屢遭變數，政府缺乏足夠的能力和資本推動兩黨形成政治共識，使美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也給全球減排前景帶來更多挑戰。此外，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承受著更多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美國等發達國家有責任和義務積極履行應對氣候變化相關出資的國際承諾。“美國現在應當做好兩件事：一是在國內切實推行減排;二是在國際上承擔自己的責任。”謝來輝說。
減排乏力
據美媒報道，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這起“西弗吉尼亞州訴EPA”案，源于2015年奧巴馬政府推出的《清潔能源計劃》。該計劃要求各州于2016年9月前提交初步減排方案。隨后，以西弗吉尼亞州為首的20多個州向華盛頓巡回上訴法院起訴EPA。特朗普政府時期，《清潔能源計劃》被廢除。2019年，EPA公布了《可負擔清潔能源規定》，取消了對燃煤發電站的嚴格監管，但隨即引發了加利福尼亞州等22個州的反對。
案件發酵數年后，6月3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結果，裁定支持西弗吉尼亞等州的意見，認定法律沒有賦予EPA相關權力，EPA不得迫使各州發電廠放棄化石燃料轉用可再生能源。
2021年4月，拜登政府宣布擴大美國的減排承諾，即到2030年將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較2005年減少50%至52%，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
CNN等美媒分析稱，“西弗吉尼亞州訴EPA”一案落錘，不僅是拜登政府氣候議程的重大挫折，也使聯邦層面氣候行動的未來前景受到質疑。美國環保人士指出，該裁決使EPA喪失了控制發電廠氣體污染的“最有效工具”，將嚴重削弱EPA的職能。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斯蒂芬·杜加里克表示，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與碳排放大國，美國作出這種決定，將使《巴黎協定》目標變得更難實現。
矛盾重重
“在氣候政策上，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一直存在較大分歧。”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謝來輝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分析，拜登政府當下的氣候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賴EPA以行政手段來推進，尤其是在電力行業減排方面。最高法院的最新裁決，基本上對總統在聯邦政府層面以行政機構推動減排的政策工具下了一個“禁令”。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的評估，拜登政策的減排目標本就面臨不小的挑戰，若拜登政府不能在國會層面推進相關法案，其減排目標的實現更是困難重重。
外界關注到，在“西弗吉尼亞州訴EPA”一案中，投支持票的6人均為共和黨總統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其中3人由特朗普在任期內任命。多家美國煤炭行業巨頭也參與其中。
“美國的氣候政策呈現明顯的‘鐘擺式’變化。民主黨政府時期，美國的減排態度及行動相對積極，共和黨時期則表現消極甚至進行抵制。在共和黨總統小布什、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一度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李強對本報記者說，綜合來看，美國現在的氣候政策受到諸多因素掣肘。其一，在美國新冠肺炎疫情形勢嚴峻、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氣候變化問題較難成為美國政府的優先議題;其二，美國政治極化日益加劇，氣候問題被賦予濃重的政治色彩，拜登政府的氣候政策往往會受到共和黨的牽制和反對;其三，能源利益集團的強力游說，使得美國的氣候政策必然經歷利益集團斗爭的考驗和撕扯。
拖累全球
近日，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顯示，1990年至2014年，美國是全球排放溫室氣體最多的國家，已造成超過1.8萬億美元的全球經濟損失。CNBC援引該研究報告稱，因美國排放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國家通常位于南半球或熱帶地區。其中，美國領土產生的排放給墨西哥造成了總計795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美國在減排方面的‘鐘擺式’表現及一些‘開倒車’行為，嚴重削弱了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與合作，加大了全球氣候治理赤字，給全球氣候治理的多邊進程制造了障礙和阻力。”李強認為，氣候變化導致的全球變暖加劇、極端天氣頻發、海平面上升、糧食歉收等問題層出不窮，導致“氣候難民”激增，嚴重威脅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生存發展。作為全球最大的發達國家和碳排放大國，美國應承認并履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歷史責任，主動按照“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率先進行減排，發揮大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作用。美國等發達國家應兌現《巴黎協定》要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相關技術和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謝來輝說，作為碳排放歷史責任最大的國家，美國的氣候政策在國內屢遭變數，政府缺乏足夠的能力和資本推動兩黨形成政治共識，使美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也給全球減排前景帶來更多挑戰。此外，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承受著更多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美國等發達國家有責任和義務積極履行應對氣候變化相關出資的國際承諾。“美國現在應當做好兩件事：一是在國內切實推行減排;二是在國際上承擔自己的責任。”謝來輝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