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參加達沃斯(Davos)論壇的人士心中總是抱著無盡的樂觀。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曾是贊美全球化及其帶來的可能性的盛會。但這一切因金融危機戛然而止。前四屆達沃斯論壇籠罩著一股全球資本主義窮途末路之感。代表們對一切都憂心忡忡——歐元、銀行業、不平等問題、失業等等。

習近平已經平穩地接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最近的數據也顯示，中國經濟增長依然強勁，出口開始反彈。

關于印度的看法也經歷了類似的周期。去年年中，印度經濟增長放緩，政治癱瘓，因此人們越來越質疑印度的前景。但最近幾個月，印度重啟改革進程，2012年的增長率肯定會超過5%。悲觀態度有點杞人憂天了。

甚至連日本這個過去20年來任何刺激措施都不見成效的國家，也激起了人們更濃厚的興趣，原因是以安倍晉三(ShinzoAbe)為首的新一屆改革派政府上臺。

樂觀與悲觀之間的天平總是既受到個人環境的影響，也受到理性分析的影響。因此，去年股市歷經牛市，這將振奮達沃斯論壇與會者的情緒。這個月，標準普爾500指數(S&P500)創下5年來的新高，富時環球指數(FTSEAll-World)也達到18個月來的最高水平。甚至連銀行家參加這次達沃斯論壇時，都有可能恢復幾絲昔日神氣活現的派頭。畢竟，銀行業已經數月沒有發生丑聞、破產或者被捕事件了。

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意味著，今年的達沃斯論壇將再次專注于如何抓住機遇，迎接挑戰。（這次論壇的表面主題是“彈性與動力”(ResilientDynamism)，這是典型的達沃斯式口號，雖然誠摯，但沒有傳遞什么信息。）

不過，那些依然先憂而后樂之人，在今年論壇上仍將有足夠多需要擔憂的問題。與會者最大的問題是，這些積極的發展勢頭能否持久，抑或只是曇花一現。事實很可能證明，達沃斯論壇結束之后數周，危機感可能卷土重來。

西方世界里存在著兩個明顯的潛在誘因——它們注定會成為達沃斯論壇的討論議題。第一個威脅是：美國國會可能在2月底拒絕提高美國債務上限，令市場對美國的信用度再次產生懷疑，并危及美國政府的正常運作。

第二種風險（也將在今年2月底出現）是意大利大選將終結該國的技術官僚政府——正是這個政府幫助恢復了市場對歐元的信心。意大利重新出現政治不穩定，并做出民粹式的開支承諾，可能成為歐元區危機重燃的誘因。

在最近幾年的達沃斯會議上，亞洲代表有時會向歐美代表發表有關西方政治失靈的道貌岸然的演講。但今年，他們自己也需要回答一些棘手的問題。過去一年里，中國與多個鄰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尤其是中日沖突顯著升溫。

嚴肅的觀察人士將開始討論中日之間因尖閣諸島（Senkakuislands，中國稱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主權爭議而爆發武裝沖突的真實風險（盡管可能仍很遙遠）。中日武裝沖突很可能會把美國“拉下水”，因為美國已明確表示，釣魚島是《美日安保條約》(US-Japansecuritytreaty)的適用對象。風險從未達到如此的高度。

但同時，世界也必須應對中東的真實沖突，尤其是日益血腥、已導致約6萬人死亡的敘利亞內戰。由于聯合國(UN)相關機構總是出席冬季達沃斯會議，敘利亞難民的困境注定會成為會上的重要議題。而難以預料的是，與會的世界領導人對于敘利亞沖突的解決能否形成新的思路。

查克·哈格爾(ChuckHagel)被提名擔任美國國防部長，將強化如下一種印象：美國基本沒有興趣對中東進行軍事干預，因為哈格爾一直在嚴厲批評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甚至高度質疑美國對利比亞事務的介入。

然而，就在代表抵達達沃斯的前幾天，法國對馬里進行了軍事干預，出兵轟炸了伊斯蘭武裝反政府勢力。法國政府的主要成員每年都到鄰國瑞士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他們將就干預馬里背后的風險和戰略接受嚴密的質疑。

氣候變化的危險也有可能在今年達沃斯論壇上再度引發關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環境和氣候引起的擔憂便已成此論壇的一項重要議題。但后來，在達沃斯論壇和其他場合，經濟危機在議程中的位置都排到了全球變暖問題的前面。

但在過去幾個月里，在經濟擔憂有所緩解的同時，由于極端天氣襲擊了紐約和澳大利亞等地區，人們對氣候變化的擔心又開始升溫。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是全面討論氣候問題的絕佳論壇，因為與會代表不但包括許多此領域的頂級科學權威機構，還包括必須為解決該問題達成協議并做出決策的政治人物。

溫和批評世界經濟論壇的人士辯稱，相對于解決問題，該論壇更擅長的是描述和討論問題，比如氣候變化等問題。激烈的批評人士則表示，該論壇本身構成了問題的一部分，因為它塑造并強化了一種精英共識——此共識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加劇了收入不公和環境退化。

然而，達沃斯論壇的某些可取之處在于，它經常邀請這些批評人士來到溫暖的會議廳，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們沒有被忽視，只是被邊緣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