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一輪改革大幕已經拉開。”6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2013財富全球論壇開幕晚宴發表主旨演講時說，“新一屆政府成立兩個多月，就已經取消和下放了133項行政審批事項，下一步我們將積極有序有效地推進，繼續向市場、社會、企業放權，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半個多月前的5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國務院關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等事項的決定》，其中除涉及機關內部事項和涉密事項的13項，以及依據有關法律設立的16項外，其他104項取消和下放的審批清單公布。

這份清單因涉及新一屆中央政府首次“放權”改革而備受關注。

“小國務院”的自我斷腕

2013年全國兩會明確了國務院職能轉變各項任務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后，中國的機構改革進入“加速期”。據統計，4月至5月期間，國務院四次會議均強調簡政放權。“新一屆政府已連續兩次調整行政審批項目，不論規模還是速度，過去十年從來沒有。”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對此點評道，“這次勾畫的是行政體制改革藍圖和總綱，也是對行政體制改革路線圖的總體審議。”

中央編制辦綜合司司長李章澤于今年4月在清華大學講座時透露，此次“減少和下放投資審批事項”第一刀就是砍向發改委。在此批公布的目錄中，記者發現涉及國家發改委的行政審批項目共26項，取消14項、下放12項。其中，不乏“企業投資乙烯改擴建項目核準”、“企業投資風電站項目核準”等“含金量較高”的重要審批權限。

“勇于革思想的命，勇于削手中的權，勇于去部門的利。”新一任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在擔任國土資源部部長時就提出這一理念，試圖把該放的權力連同責任一并放給地方、中介和企業，并特別注重削除行政審批和行政執法中的自由裁量權，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責任很大、壓力很大。”徐紹史在3月16日就任國家發改委主任后坦言。有著“小國務院”之稱的國家發改委，所擁有的審批權力相當多，對于徐紹史而言，下定決心并且真正“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操作上的難度可想而知。

而在本次部委放權中，針對國家發改委的改革力度是最大的。對于發改委“審批事項比較多，權力比較集中”的狀況，中央編制辦一位負責人在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就表示本輪改革“要進一步加大發改委轉變職能的力度”。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也曾對《小康》表示，發改委的行政審批程序應進一步簡化，“能下放的就要下放，這樣能讓發改委集中力量辦重要的事”。

其實早在4月初，國家發改委就已經確認取消和下放一些審批權，并于4月底列出了一個詳細的審批權減少和下放的清單。而對于為何選擇國家發改委作為較早“權力梳理”的部委，外界一致認為作為權力集中的部委，其標桿意義重大。

放權的背后：爭議與協商

據記者從多個渠道了解，有關部門此前組織各部委自行上報了需要取消和下放的審批權清單，目前已收集到600多項上報意見，而這些“意見”或將形成本屆政府的放權主體。由此可見，此次133項權限的取消和下放僅是開始，未來會根據實際情況進一步適時推動。

3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實施《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以下簡稱《方案》）任務分工的通知，列明72項任務和具體時間表。其中針對減少和下放一批投資審批事項做出明確規定，即2013年6月底前發布新修訂的政府核準投資項目目錄，修改出臺投資項目審批、核準、備案管理辦法。

權力將下放至何處？“未來將下放給投資主體和地方政府。”李章澤在講座上透露，作為部委簡政放權的主要執行部門，中編辦一直在加班加點，首先是清理出詳細的審批事項清單，然后是落實到每個部委，接下來再與部委“討價還價”，商定哪些審批權要撤、撤幾項、什么時間撤，等等。

中編辦在與均為正部級單位的各部委進行密集溝通的過程中，也聽到了一些反對的聲音，有些被“調整”、“減少”了權力的具體部門也會有不滿意、不愿意的情緒。

“對于存在分歧的項目，一般的處理辦法是，各方陳述各自的立場和觀點，專家提問討論后給出評估意見。”參與評估論證的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教授燕繼榮向《小康》記者介紹道。李章澤則表示，如遇到有持續的討價還價，難以協商的事項則提交給國務院裁定。燕繼榮舉例介紹說，在討論過程中爭議比較大的就是位列“下放目錄”第一項的企業投資擴建民用機場項目核準。“發改委堅持保留的理由是我國現在民用機場數量較多，一些地方都有建機場的意愿，不進行審批，就會出現重復建設問題。”中央編制辦則認為地方會考慮這個問題，不需要采用中央行政審批的辦法，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要分清。“要是無法賺錢，它也不會去建設。你又何必去審批呢？”燕繼榮解釋道。

“放權”對于各部委來說，無異于一次“割肉”行動。“行政審批改革涉及許多部門利益，會遇到很大阻力，因此，進一步大幅度削減行政審批項目，更需要決心和勇氣。”燕繼榮透露，在第一批放權行動中，各部委拿出來討論的項目也許是相對邊緣化的，因而討論起來比較容易，大家的意見也會比較一致，“或許，有爭議的項目應該在后面。”

下一步：培育與監管

自2001年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全面啟動以來，經過前六輪的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國務院共取消和調整2497項審批項目。本次取消和下放133項后，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還有1700多項。按照本屆政府的規劃，這1700多項還要再削減三分之一以上。

下一步還會有哪些“動作”？“在國務院公布取消和下放第一批行政審批等事項前后，我們已經緊鑼密鼓地開始了第二批取消和下放的項目研究論證工作。”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協調小組辦公室有關負責人透露。為加快清理新一輪行政審批項目，有關部門將適時再推出一批單子，按照市場主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機制能夠有效調節、行業組織能夠自律管理、行政機關采用事后監督能夠解決的事項不設立審批等原則，提出取消和下放的處理意見。 “一個全能的政府，即使不會因權力過度集中造成腐敗，也必然是一個不堪重負的政府。”燕繼榮表示，這次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既是為政府“減負”，同時也是在為市場、社會“松綁”。

據專家組成員介紹，在此過程中，中央編制辦現在所能做的只是“砍掉權力”，后續的工作則需要有一種組織機制，促進各管理部門形成新的管理方案，“并需要統籌考慮”。

“這需要各部門做相應的設計和整改方案。”燕繼榮指出，削減行政審批對社會和企業來說都是有好處的，但是削減之后政府如何轉變管理方式，如何加強事中和事后的監管，如何建立一種新的管理方式，可能需要一套專門的方案。

行政審批權從政府下放到企業、市場和社會，市場和社會的自由度擴大了，不可否認風險也同時加大了。企業、市場和社會三者如何進行良性互動？“這是政府放權后面臨的問題。”竹立家表示，放權后，政府的責任并沒有減輕，要做的是培育，比如培育行業協會的生存能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周漢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認為，職能下放的同時必須強化監督，切實避免“一放就亂、一亂就收”，防止改革遭遇阻力而走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