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夏季，在人類聚居的地球上，極端氣候現象頻頻發生，北半球酷熱難耐，南半球卻是寒流肆虐。據最新消息顯示，日本的高溫天氣已造成66人中暑死亡，而在南美洲的秘魯卻出現多年來罕見的零下22℃低溫。原因何在？為此，我們邀請專家解析。

　　嘉賓：

　　清華大學全球氣候變化研究所副所長　　劉德順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　　　　　鄒　驥

　　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　匡耀求

　　問：高溫、暴雨、洪澇接二連三，“達到歷史極值”不斷出現，今年入夏以來，世界各國頻頻出現極端氣候，原因何在？

　　劉德順：有關氣候變化的科學原理和模擬模式指出,全球變暖引起全球氣候變化，除了極地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等后果外，還包括頻繁出現極端氣候事件。當然氣候變化不像工業過程那樣可以嚴格控制，整齊劃一，極端氣候事件出現的時間和地區還受當地局部因素的影響，偶然性包含于必然性之中。

　　鄒驥：全球范圍的歷史觀測數據表明：至少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洪澇、干旱、臺風等極端氣候事件發生的頻率呈現顯著上升的趨勢。一個基本的解釋是：由于人類經濟活動大量消費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礦物燃料，向大氣中排放溫室氣體，發生溫室效應，從而導致地球表面平均溫度上升，大氣中能量場分布變化，降水時空分布發生紊亂，進而出現旱、澇等極端氣候事件頻發的現象；大氣能量分布的變化還導致了颶風、臺風頻發，冰川融化，與上述基于降水變化的極端氣候事件交互作用，提高了極端氣候事件發生的頻率并加劇了其影響。

　　匡耀求：高溫、暴雨、洪澇等極端氣候事件頻繁出現，無疑是氣候異常的表現。就今年的情況而言，由于并未出現異常強烈的太陽黑子活動，因此氣溫異常的原因應該是由于溫室效應增強的結果。同時在今年5月底太平洋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影響全球氣候的事件，即拉尼娜，由于它對西北太平洋大氣環流的影響，導致了部分地區的強降雨。

問：俄羅斯氣象專家近日稱，受持續高溫影響，北極冰川面積可能將縮減至歷史新低。也有資料顯示，近50年來全球氣溫上升速度比過去100年快了一倍多。以此推測，未來的全球氣候是否會更加極端化？甚至達到人們難以承受的地步？”

　　鄒驥：全球氣候的變化趨勢不是簡單線性外推的，變化可能是非常復雜的。這里要用一種風險的觀點看問題。應當說氣候變暖的趨勢是存在的，其在水資源、海岸帶管理、生態系統穩定、氣候敏感產業等領域的負面影響和損害風險是客觀存在的。管理風險，就要持一種防患于未然的態度，在權衡損害風險和抵御風險成本的基礎上，盡早采取行動。

　　劉德順：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專家發表的《哥本哈根診斷》緊急呼吁：要把氣候變暖限制在相對于工業化之前的2℃之內。盡管有爭論，但科學界主流支持IPCC的觀點。IPCC的《哥本哈根診斷》是警示性的，說白了就是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與其擔心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會達到人們難以承受的地步，不如盡早采取卓有成效的減排措施，為子孫后代留下唯一的地球村。

　　匡耀求：溫室效應增強導致全球氣候正在由量變向質變轉化。過去100年的前90年里，溫室效應增強總體上表現為全球變暖，夏季越來越熱，暖冬也在增多。而近10年里全球氣候卻發生了突然的變化，盡管夏季還是更加炎熱，但是暖冬卻沒有出現了，代之而來的是一個比一個更冷的寒冬。顯然大氣環流的格局正在發生改變。就目前的趨勢看來，未來的全球氣候很可能會更加極端化，人類越來越難以承受。

問：從1990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到去年召開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從未停止過。但縱觀歷史，全球氣候治理的進程卻依然緩慢，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匡耀求：總的來說，各國對氣候變化的后果有一些錯誤的判斷，加上各國利益取向的優先順序不同，因此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步調很不一致。結果，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還在繼續增長，氣候變化的步伐還在加快。

　　鄒驥：第一，事關不同國家的戰略利益。全球溫室氣體控制勢必涉及能源相關的利益格局的調整，這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第二，控制溫室氣體主要是為了獲得氣候穩定的氣候利益。而氣候穩定利益是全球公共財富，對于有清晰利益邊界的國家、企業和居民，做出承擔減排責任的決策不是容易的。第三，一些發達國家對自己的歷史責任輕描淡寫，把減排責任推到其他國家身上，這也是國際氣候進程緩慢的主要原因。

　　劉德順：應對氣候變化對發達國家是減排責任、義務和資金援助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實質上是適應和發展問題，涉及各國經濟和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和發展機遇及發展空間。聯合國框架下歷年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焦點都是圍繞這兩方面開展的，兩大國家集團在歷史和現實責任方面的差別以及發展水平的巨大差別決定了利益矛盾的尖銳和由此帶來的談判的艱巨和進程的緩慢。

問：《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新任秘書菲格雷斯日前表示，締約國政府需要在5個“關鍵領域”承擔責任，共同應對全球氣候挑戰。面對愈發嚴重的全球氣候問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各自承擔何種責任？中國在這一過程中應作出何種努力？

　　鄒驥：今天的氣候變化，主要是由發達國家在過去200多年先行工業化過程中累計排放的溫室氣體所致，發達國家對全球氣候變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發達國家應當設置近期、中期和長期充分的定量減排目標，率先垂范，在保護全球氣候方面發揮帶頭作用和示范作用。發展中國家則應當在可持續發展框架內，將民生、人類發展與減緩與適應氣候變化有機結合起來，探索新型的發展路徑，承擔起與自己的發展階段、水平相應的責任。中國在這一過程中既要在多邊和雙邊國際談判中堅持原則，最大限度爭取排放和發展權利；又要在國內政策中切實落實節能減排的戰略和方針，促進清潔技術研發與推廣，引入經濟激勵手段，加強溫室氣體核算和報告，主動有序地向低碳方向發展。

　　劉德順：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國家，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比如制定并實施《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方案》，提出帶有國內約束力的自主減排目標。即使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依然在努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推動資源節約型的循環經濟，環境友好型的綠色經濟和節能創新型的低碳經濟，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為緩解全球氣候變化做出了切實貢獻。

　　匡耀求：氣候變化不同于一般的災難，“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傳統思維方式解決不了問題。氣候變化是關系到全人類命運的大事，世界各國應該齊心協力，共同應對。具體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各自承擔何種責任問題也不能一概而論，各國排放的溫室氣體數量不同，承擔的責任也應該有所區別。我的觀點應該把溫室氣體排放指標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具體體現平等量化到每一個人，根據人口數量確定各國的排放指標。中國作為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為維護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發出自己的聲音，通過應對氣候變化改善生存權和發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