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前，在墨西哥坎昆，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談判的193個國家簽署了《坎昆協議》。這個被業界認為是“不疼不癢”的協議，算是今后一段時期，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綱領。

　　對中國人來說，那個遠在萬里之外的談判究竟會對中國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從過去的十幾個人，到如今的小100人，為什么中國參與聯合國氣候談判的代表團迅速擴張？

　　在本周末舉行的《氣候變化與低碳發展·知識讀本》首發式上，剛從墨西哥回國的聯合國氣候大會談判中國代表團顧問、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介紹說，盡管談判最終的協議，并沒有對發展中國家提出強制性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但從10天的談判進程來看，各個利益集團間的關系比以往更加矛盾重重——一些國家在談判中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的減排任務；作為碳排放大國，中國未來有可能面臨更嚴峻的減排壓力。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繞不開的話題。

　　坎昆談了什么

　　過去十幾年，聯合國氣候大會的談判一直沒有中斷過。只不過，2009年那次吵得人仰馬翻的哥本哈根會議，將這個非常專業的談判推到了公眾面前：根據《京都議定書》，2012年是發達國家承擔溫室氣體減排任務第一承諾期的收尾之年；而第二承諾期，發達國家需要減排多少，發展中國家要不要被規定減排目標，都必須在2012年之前有個說法。所以，哥本哈根會議曾被認為是最關鍵的一輪談判。

　　哥本哈根會議無果而終，國際社會又將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坎昆會議上。可從最終達成的《坎昆協議》來看，那些談判的關鍵問題，包括，發達國家第二承諾期的減排目標是多少，發展中國家如何自主減排，發達國家如何拿出真金白銀資助發展中國家等等問題，依然沒有答案。

　　雖然此次談判的最終結果被媒體比作是“溫熱”的，但談判的過程卻是火爆的。何建坤說，此次談判中出現的一些新動向值得關注，一些更為苛刻的減排目標有可能使談判更加艱難和復雜。

　　比如，目前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是，將未來全球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所以當下，溫室氣體減排量的談判都是以控溫2度為目標的，但此次坎昆會議期間，不少小島嶼國家提出，必須將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這就意味著全球要減排更多的溫室氣體。那么，該誰來承擔這些多出的減排量呢？作為排放大國的中國肯定躲不開。

　　還有，此次會議上，有的國家提出，2020年應該成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峰值年。也就是說，從那時候起，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只能往下走。一旦2020年成為排放的峰值年，或者按有的國家的意愿，峰值年出現在2015年，那么對經濟正在快速發展的中國來說，也是巨大的挑戰。因為很多發達國家的峰值年早已經過去，所以峰值的概念對新興經濟體壓力更大。

　　在何建坤看來，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并不承擔強制減排的義務，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必須重視談判中出現的這些新動向，并及早做出應對。

　　談判過程帶來新壓力

　　何建坤介紹說，在一些談判中，中國代表團常常會提交這樣的一張成績單：中國雖然不承擔溫室氣體的減排任務，但近年來卻在國內開展了自主減排，在節能和提高能效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從1990年到2009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下降53%，為世界罕見。因為，同期發達國家的能耗下降不到30%。

　　再有，自2008年起，中國成為世界上在開發清潔能源領域投資最多的國家，迄今已投入兩萬億元，并制定了到2020年將可再生能源占總能源消耗的比例提升至15%的目標。

　　而一些發達國家的談判代表也認為，這樣的成績單有助于中國在談判中擁有更多的話語權。

　　對這樣的成績單，何建坤卻表示，我們自己必須看到背后隱藏著的問題。雖然20年間單位GDP能耗下降了55%，但由于同期GDP增長6.6倍，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總量其實增長了3倍。再有，近年來，重化工業和高耗能產業快速發展，產業結構的變化抵消或減緩了GDP能耗強度的下降趨勢。

　　另外，雖然可再生能源、核能發展迅速，2006年~2009年增長50%，但由于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新能源還只能是配角，煤炭等化石能源仍會繼續增長，相應地也會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何建坤解釋說，他為什么會特別注意到有的國家提出的關于峰值的問題，因為，相對那些排放已經很少的發達國家，中國經濟正在起步，排放峰值還不能在近期出現。所以，如果在談判中，多數國家同意2020年成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峰值年，或者說，在2011年南非德班的氣候大會上，要把討論峰值作為談判的關鍵問題時，中國該怎么辦？

　　除了國際的壓力外，減排也是國家發展的內在需求。何建坤說，“十一五”，以及未來的“十二五”，我國污染物的減排都將集中在二氧化硫的控制上。而現階段，二氧化硫的消減主要來自對化石能源的控制，所以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也是國內控制大氣污染的內在需要。

　　減排從哪里入手

　　按照專家的測算，如果2010年~2020年，我國GDP的年均增長率為8%，那么2020年，全國的能源需求量就將達50億噸標準煤，二氧化碳排放量將達100億噸左右。另一方面，我國已在2009年向世界承諾，到2020年實現單位GDP的二氧化碳強度下降40%~45%，相應能源強度下降40%。這就意味著，在保持經濟持續增速的同時，還將背負起二氧化碳和化石能源需求減量的重擔。

　　在何建坤看來，大幅降低單位GDP的能耗和碳排放將是中國一個中長期的任務，可減排從哪里入手？

　　何建坤說，目前，發達國家二氧化碳排放的2/3在建筑交通等消費領域，所以他們的減排對策主要是降低消費排放。而我國，70%排放在工農業生產領域，出口產品隱含的碳排放占全國總排放的1/4以上，因此轉變發展方式，調控和引導發展排放、控制和減少轉移排放則是我國現階段的關鍵對策。簡單地說，就是實現經濟的低碳發展，建立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產業體系和消費模式。

　　何建坤也勾畫了一幅低碳經濟的路線圖，首先是傳統產業的技術升級，實現傳統產業的低碳化；其次是發展低能耗的新興產業；再有，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比重?？茖W家測算，能源結構的優化對實現2020年GDP碳強度下降40%~50%目標貢獻率可達20%左右。

　　雖然，在我國，碳排放的主體是工農業生產領域，但在專家們看來，公眾有效參與和社會消費模式的轉變是向低碳經濟轉型的社會基礎，是對低碳產業發展的需求導向。公眾可以通過選擇低碳消費，迫使企業進行低碳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