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快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的突出問題，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就是要破解資源環境的瓶頸約束。

　　“十一五”期間，堅持落實科學發展觀，實施環保優先，以環保優化經濟發展，追求綠色發展、低碳發展逐漸成為潮流。

　　五年一個刻度，中國躍上新的臺階；五年一個單元，中國站在新的起點。過去的五年里，我國的環境保護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探索取得重大進展，環境保護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綜合作用日益明顯，“十一五”期間，環境與經濟走向高度融合的鮮活事實和取得的實際效果，生動地詮釋了環境保護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提升發展質量的重要力量。

　　環境保護戰略思想的轉變推動環境與經濟關系走向新形態

　　“十一五”期間，我國環境保護有很多值得稱道的“第一”，第一次把節能減排作為各地政府必須完成的約束性指標，第一次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污染物排放總量下降10％的規劃目標，第一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種種新變化、新成就的背后推力是環保戰略思想的轉變。

　　轉變來自于近在眼前的環境危機。2005年11月，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發生，給處于“十五”、“十一五”交替時期的全體中國人敲響了警鐘。彼時，我國的環境形勢可以用“三個高峰”來概括:一是環境污染最為嚴重的時期已經到來；二是突發性環境事件進入高發時期，環境風險不斷增大，國家環境安全受到挑戰；三是群體性環境事件呈迅速上升趨勢，污染問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導火索”。

　　環境安全風險的凸顯、污染問題的密集出現促使人們更加深入地反思經濟發展方式，審視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表現出高資本投入、高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和低效率產出四大特征。一方面，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帶來了包括環境問題在內的各種矛盾，阻礙了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有限的自然資源以及不斷加大的環境壓力制約著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把經濟發展的重心從“怎么更快”轉向“怎樣更好”，已成為當務之急。

　　怎樣轉？向哪轉？經濟快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的突出問題，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就是要破解資源環境的瓶頸約束。

　　為此，“十一五”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就加強環境保護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更加突出地把環境保護放在宏觀戰略層面來解決，推進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步伐陡然加快，力度顯著加大。

　　2006年，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召開，首次提出環境保護要實現歷史性轉變，發展經濟要與保護環境“并重”、“同步”，要采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

　　2007年，黨的十七大首次將“建設生態文明”寫入黨代會報告，從文明的高度來統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通過生態文明建設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人與自然、環境與經濟、人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在這次黨代會上，建設“兩型”社會寫進了黨章，成為全黨的共同意志。

　　2010年，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做出了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的新部署，要求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十二五”規劃的主線，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這就明確了一個思路、一個方法: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兩型”社會建設就是重要抓手，就是主戰場。

　　有了明確的思路，找一些地方先行先試然后逐步推廣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2007年底，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被國家確定為“兩型”社會試驗區并被賦予先行先試的政策創新權，中央期待通過湖北、湖南的“兩型”社會建設實踐找到答案——以結構調整、節能環保和制度建設為手段，加快經濟結構由不合理、不協調向協調發展轉變，打破資源與環境的約束，為全國率先闖出一條創新發展的新路。通過三年的努力，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的綜合承載能力不斷提高，生態環境進一步改善，為推動全國體制改革、實現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發揮了示范和帶動作用。

　　“十一五”期間，我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戰略性舉措來推動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2009年，我國在二氧化碳減排上率先提出具體指標:到202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提出要大力發展綠色經濟，搶占未來國際競爭的制高點。

　　2010年，國務院審議通過了《全國生態功能區劃》，這一區劃對我國生態空間特征進行了全面分析，對生態敏感性、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進行了評價，確定了不同區域的生態功能。這將幫助各地科學劃定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利用好“保增長”的可開發空間，保育好“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空間，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

　　轉變產生了更大的生產力，轉變開啟了新的航程。在科學發展觀的引導下，中國這艘巨輪沿著環境與經濟相協調、人與自然相和諧的航道破浪前進。

　　從執政理念到具體的施政行為都發生重大轉變，保護環境成為促進綠色發展的源泉活水

　　讓我們先看幾組數據:

　　截至2010年9月，全國累計建成城鎮污水處理廠2630座，總處理能力達到1.22億立方米/日，分別是“十五”末的3倍和2倍。

　　“十一五”前4年，我國共淘汰小火電機組6000多萬千瓦，淘汰落后煉鐵產能8712萬噸、煉鋼產能6038萬噸、水泥產能2.14億噸。截至2010年7月15日，淘汰小火電機組1071萬千瓦。5年中淘汰小火電機組將近7000萬千瓦。與此同時，“十一五”期間，我國GDP年增長率超過10％。

　　一組數據意味著要巨額投入，一組數據意味著要犧牲GDP。做好這個加減法難度很大，但是，我們做到了，而且無論是環保還是經濟發展都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在成績單的背后，是發展觀、政績觀在轉變。

　　“十一五”期間，堅持落實科學發展觀，實施環保優先，以環保優化經濟發展，追求綠色發展、低碳發展逐漸成為潮流。各地從執政理念、發展決策到具體的施政行為都在轉變。

　　2006年，江蘇率先提出堅持環保優先，出臺了《關于堅持環保優先促進科學發展的意見》，樹立“環境是最稀缺資源、生態是最寶貴財富”的生態文明觀，努力深化并踐行環保優先方針，省級污染防治專項資金從每年3000萬元增加到3個億，5年來江蘇全社會環保投入達4500億元，是“十五”期間的近3倍；全省共勸退、否決4000多個不符合環保要求的項目，其總投資額超過800億元。與此同時，在“十一五”前4年，江蘇省GDP年均增長14.0％，超過了“十一五”規劃確定的年均增長10％以上的預期目標。

　　自1999年海南省率先提出建設生態省以來，全國已有14個省(區、市)開展了生態省建設，有150多個市(縣、區)開展了生態市(縣、區)創建工作，以此推動發展方式轉變，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與此同時，生態文明建設也在全國展開。2008年，北京市密云縣、江蘇省張家港市、浙江省安吉縣和廣東省深圳市、珠海市、韶關市正式被批準成為全國首批生態文明建設試點地區。還有不少城市也都設立了建設生態文明示范區的目標，貴陽市、廣西壯族自治區、江蘇省等地先后出臺相關文件，把生態環境作為最稀缺的發展要素，倒逼全省經濟結構調整。一個共同的愿景就是解決資源環境瓶頸約束，實現又好又快發展。

　　為了確保環保優先、生態省建設等決策部署切實落實到位，“十一五”期間，環保真正成為具有威懾力的領導干部政績考核指標。轉變的重大契機就是節能減排。“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減排約束性指標，首次把環保指標變成硬杠杠，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不只看GDP的升降，還要看“藍天白云”的多少。

　　如果說節能減排的硬約束給各地黨委、政府施加了外部壓力，那么，環境污染事故的高發則給予一些地方加大環保力度的內驅力。

　　2007年，太湖藍藻暴發引發無錫水危機，在那幾天里，無數焦急等水的市民深切地感受到，有了錢不等于有了一切，肉眼幾乎看不到的小小藍藻集聚起來，卻可以使整個城市陷入困頓。

　　無錫水危機使人們對蘇南發展模式產生質疑，并使人們認識到，如果沒有環境安全保障，全面小康的建設成果也會被顛覆。

　　有數字表明，太湖因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在50億元左右。而據在太湖開展調查長達兩年之久的一位日本專家稱，太湖水質要在10年內恢復到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至少要投入2200多億元。以犧牲環境去發展經濟，反過來，經濟成果又會被嚴重的污染所吞掉。

　　痛定思痛，當地政府迅速轉向做出改變。江蘇省委、省政府的領導強調:“蘇南全面小康建設要補環境保護、生態修復這一課！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任何退路，要以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整治太湖污染，哪怕GDP下降15％，這個代價也必須花。”執政者已經意識到，現在對環境保護的漠視只會給未來留下更重的包袱、更大的風險，經濟發展成果也行將不保。

　　在隨后的幾年里，江蘇省把太湖治理作為建設生態文明的重中之重，堅持“科學治太、鐵腕治污”，太湖治理取得明顯成效，水質富營養化狀態由中度轉為輕度，藍藻發生面積和頻率明顯下降，太湖9個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水質全部達到國家規定標準。

　　事實證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跛了哪條腿，都跑不快。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高速發展，占全國經濟總量60％的中國東部地區目前資源環境瓶頸愈發明顯，產業升級緩慢、外部風險加大等問題日益突出。這些長期積累而形成的深層次矛盾，因國際金融危機的暴發更加凸顯。轉變發展方式，發展綠色經濟成為各地的施政著力點。

　　加大環保力度，推動產業升級，轉變發展方式成為各地共同的選擇。“十一五”期間，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都加快了產業升級的腳步，力圖把產業結構調優、調高、調輕、調綠，而加大環保力度，則是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大利器。

　　近年來在珠三角地區經濟增速第一的廣東省南海市，將節能減排作為硬抓手，把陶瓷、有色金屬、紡織、玻璃為代表的傳統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產業轉成高科技、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產業，集約化經營、規模化發展成效顯現，實現了環境與經濟的雙贏。

　　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把南海環保新道路的基本內涵歸納為:減排倒逼，產業轉型；政府有為，主動調整；強力治污，和諧推動；疏堵結合，政策引導；城鄉統籌，環境再造。這是建設生態文明的生動實踐，是促發展、惠民生、上水平的有益探索。他說，產業結構調整是應對金融危機的優先選擇，結構減排是環境保護的主要方向，保護環境是促進綠色發展的源泉活水以及工業污染防治是環境與經濟融合的關鍵著力點。

　　發達地區經歷了高速發展、付出了較大的環境代價之后，開展了“騰籠換鳥”；而一些后發地區則仰賴綠色經濟繁榮的契機，創新發展模式，謀求新的跨越，把生態環境優勢轉變為發展優勢，不再走先發展后環保的道路。

　　2010年8月，江西省南昌市作為中部唯一的省會城市，獲準開展發展低碳產業、建設低碳城市的試點工作。南昌市委書記余欣榮說:“綠色崛起離不開科學發展。不拼資源，不拼環境，不拼短期，力爭GDP中的含碳量低點，含金量高點。”

　　作為二線城市，如果還是重復傳統城市的發展模式，就只能永遠在追趕別人，必須高起點抓綠色經濟，實現彎道超車。目前南昌的空氣優良率達到有監測紀錄以來的最高水平，低碳經濟在工業中的比重已超過30％。轉觀念，低代價，推動現有產業低碳化、低碳產業支柱化、重大項目環保化，南昌市試圖以此后發制人，實現快速崛起之夢。

　　環保力度的加大，不僅不會影響經濟發展的腳步，反而正成為各地提升經濟質量的推手。事實表明，環境保護就是生產力。

　　環境保護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綜合作用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多

　　“十一五”期間，環境保護以減排倒逼、政策引導和監管推動等多種方式，加快落后產能淘汰步伐，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綠色發展，發揮了優化經濟發展的綜合性作用。

　　將環境保護的倒逼機制傳導到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上來，更好地推動整個產業的發展，其重要抓手就是節能減排。

　　在節能減排的高壓下，各地加快了落后產能的淘汰步伐，調整優化產業結構。5年間，我國主要行業全面超額完成了既定的淘汰落后產能的任務指標，數量逾億噸。預計全國可淘汰焦炭和造紙落后產能分別為10538萬噸和1030萬噸，約占全部落后產能的50％。

　　主動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所在。遼寧省以減排為抓手，強力整治造紙業，不僅促使遼寧造紙業重新騰飛，也讓遼河沿岸的環境質量得到了明顯改善。

　　從2008年4月至2010年，遼寧分3批對417家造紙企業全部實行停產治理，并徹底關閉了285家不符合產業政策的造紙企業，對多年來狠不下心、下不了手的一些大企業、老企業動了真格。營口造紙廠等全省規模最大、污染最重的8家草漿造紙企業全部關停。造紙企業整治關停，遼河流域水質的改善立竿見影。造紙廢水較重的鐵嶺清河、盤錦繞陽河、錦州大凌河等水質明顯改善，多年絕跡的魚群和水鳥相繼出現。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經濟政策的激勵、引導作用更為有效率，效果更為持久。環保政策、法規、標準，相較于單純的行政手段，能更有效地引導經濟結構或產業結構轉型，而且避免了社會成本高、監管難度大等諸多問題。“十一五”期間，我國出臺了一系列差別水價、差別排污費等政策措施，加大對高能耗、高污染、資源型行業的布局和產品結構調控力度，迫使落后企業盡快退出市場，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國家還完善行政措施，出臺金融、土地、建設、環保等配套政策，繼續執行出口稅收調控政策，抑制“兩高一資”企業產品出口，提高此類企業市場準入門檻，相關產業政策向先進企業傾斜。如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多次取消“兩高一資”商品的出口退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相關產業的投資熱度。

　　隨著環境標準的不斷提高，環境準入的日趨嚴格，繼續延續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工藝和技術，生存空間只會越來越小，而那些技術水平先進、節能降耗達標并具備循環經濟模式的企業則得到了環保政策的積極扶持。近年來，不少環保部門非常注重提高對企業的服務水平，比如推動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開辟“綠色通道”，對環保項目加快審批速度，協調、指導解決影響環評審批的有關問題，幫助申報環保扶持資金等。

　　“十一五”期間，國家把環境保護作為加強完善宏觀調控、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手段，多方面直接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環評是環保工作的第一道“關口”，常被稱為控制閘、調節器和殺手锏，其實它更是實現環境與發展高度融合的黏合劑。

　　“十一五”期間，我國環評工作穩步推進，尤其是戰略環評取得較大進展。2006年，作為我國首個進行省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戰略環境影響評價”的行政區，內蒙古自治區對其“十一五”規劃綱要進行了調整。其中，GDP增速由15％下調為13％，煤炭產能由5億噸調整為4億噸，發電裝機容量由6600萬千瓦調整為5500萬千瓦。這表明環境保護參與綜合決策的水平已上升到相當一個高度。

　　環境執法也有力地促進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十一五”期間，山西省掀起環保風暴，通過“區域限批”、限期淘汰等措施，關閉了六七千家小煤礦、兩三千家小焦化廠，對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務的20臺電力機組予以關閉，對32臺機組停產治理，對124臺機組進行了處罰。這些措施不但使山西省的11個重點城市二級以上天數比上一年增長8.67％，而且為后續的產業轉型騰出了環境承載能力。一旦新的支柱產業形成，山西的經濟增長方式將發生質變。

　　“十一五”已經過去，新的航程已經開啟。

　　“十二五”是關鍵時期，也是攻堅時期。剛剛出臺的“十二五”規劃建議強調，要從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開創科學發展新局面的戰略高度，破解日趨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加大環境保護力度，提高生態文明水平，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我們相信，5年以后，再度回眸，我國的綜合國力必將躍上一個更大臺階，環境質量必將得到明顯改善，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將呈現新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