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復旦大學全球環境變化研究所成立,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小組(IPCC)首任主席、英國環境、食品與農業事務部首席科學家羅伯特·沃森教授受邀擔任復旦大學全球環境變化研究所學術指導委員會外方主任。
據介紹,復旦大學全球環境變化研究所將原先分布于該校環境科學與工程、生物學(生態學)、化學、歷史地理、公共衛生與健康學、經濟學、法學、新聞學以及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等9個學科和院所的研究力量整合起來,聚焦氣候變化。同時,復旦大學將在國際合作與平臺建設中,積極摸索新的項目運行、人才聘任、學科建設、學生培養的體制機制,吸引校外、海外優秀人才和科研團隊加入到該研究平臺。
在復旦大學全球環境變化研究所成立儀式后,中國青年報記者獨家專訪了羅伯特·沃森教授。
中國青年報記者(以下簡稱“記者”):日本海嘯導致的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引發了全球對核能利用的討論,而當前,新能源的開發利用還很有限,對未來能源,人類似乎有一種老無所依的擔憂,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羅伯特·沃森(以下簡稱“沃森”):我們必須從日本的核事故中吸取教訓,但簡單拒絕核電也是錯誤的。我認為核電站可以安全運行,在理想狀態下,能向人類供應20%左右的電能。
福島核電站建于1971年,是第一代核電站。9級地震十分罕見,而此次核泄漏實際也是由海嘯引起的,所以,核電站的選址必須考慮得更周全,核電站的安全保障措施與其地理位置和可能的地質危險應當匹配,一般的核電站至少要有兩個備用電站,在高危地帶更需要配備可移動的發電站,隨時補充能源。發展安全核電是完全能做到的。
同時,清潔能源不僅僅是指新能源。廉價使用煤炭的最大問題在于它排出的二氧化碳,科學家們正在用技術手段使得它也干凈起來。
記者:中國的西部地區有著充足的風能與光照資源,并且正在積極利用新能源。您怎么看新能源的貢獻?
沃森:新能源有巨大潛力,尤其是風能。我希望科研人員能夠更多關注這一領域,使它們盡快便宜下來。
同時,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的穩定性會受天氣影響,我們不能僅僅依靠新能源。很多人都在爭論,我們是否應該花大力氣將陽光或風能充足地帶的能源通過低損耗的方式運輸到高耗能地區?
全球約1/3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交通運輸。最簡單的解決方式是造出迷你、實用又廉價的車。
零碳排放的電動汽車,能源自循環的樓房,人體感應的電燈與空調,更環保和可持續的耕作與畜牧方式等等,這些可循環的生產與消費在10年內可能很難普及,不過我有信心在未來20~30年將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記者:2009年,中國已經提出了自己碳排放強度的目標,在“十二五”規劃中,也進一步明確了溫室氣體的減排目標,您如何評價中國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作出的努力?
沃森:看待中國的能源問題,必須有三個維度來評估:歷史成因,人均消耗,以及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
首先,今天全球嚴重的環境問題,中國與之關系甚微,因為20年前中國的排放量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比,另外,中國溫室氣體的人均排放量只相當于美國的約1/5,或歐洲的1/2。
中國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控制,不僅是國內需求,更是在為世界作貢獻。一些人說,“看看中國的經濟增長,他們應該承擔更多責任”,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中國不應該與美國承擔同樣的環境責任。
記者:有專家曾評價道,在以往的國際談判中,中國人只會強調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只應該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近年來,由于中國在減排溫室氣體方面步伐較大,所以在談判中也更加理直氣壯,您如何評價國際談判桌上的中國?
沃森:中國專家和政府官員在國際談判中顯得非常專業。10年前,我在2002年結束首任IPCC主席一職時,就已經領教了中國政府的談判能力。現在,我還經常從我的同事那兒聽說他們為中國所折服。中國的談判代表完全明白世界能源問題的發展進程與中國應當的立場,在談判中思路異常清晰,也很有談判技巧,給IPCC的官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國際舞臺上,中國的形象由兩面組成:一面是中產的中國,雄心壯志、發展迅猛,是增長速度最快的第二大的經濟體,也是一個資源消耗的大國;另一面是貧困的中國,人均收入低,社會問題多,比較欠發達,需要很多能源才能幫助貧困中國中的人們過上更好的生活。
到2020年時,我相信歐洲和美國將無法完全支配和控制國際政府間談判了,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在一些問題上聯合起來后會變得非常強大,尤其是由中國引領的亞洲地區會變得更為重要。
記者:IPCC在近兩年遭遇了諸多指責,例如“冰川門”對數據精準性的質疑。很多人對IPCC的研究和工作有一些懷疑,作為IPCC的首任主席,您怎么回應這些問題?
沃森:在冰川事件中,IPCC發布的報告有3000多頁,其中有一個核心錯誤,即如果地球持續變暖,喜馬拉雅冰川很可能將在2035年前徹底消失。
此前從未有任何科學文獻提到2035年這個時間,只有俄羅斯的一項研究顯示該冰川將在2035年消失。這是沒有任何切實依據的說法,造成了公眾的誤解。
一個3000頁的文檔中,總會有那么一些錯誤,我不希望公眾戴著“陰謀論”的有色眼鏡去看待這些錯誤。
對IPCC來說,一旦有錯誤發生,最重要的是及時公開信息,迅速請科研人員調查后澄清真相。
記者:在您的任內最為世人周知的莫過于《京都議定書》的簽訂,那時便要求各國協作,旨在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14年過去了,您如何評價議定書的實施情況?
沃森: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定書,但收效甚微。
中國、印度、巴西并不應該為今天的環境問題負主要責任,負責任的應該是美國、歐洲與前蘇聯。
但某些國家在面對議定書時的情況使人心寒,美國作為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卻沒有通過這項議定,他們甚至沒有努力去嘗試。
我最關心的是接下來要采取怎樣的手段進一步推進全球協作,我建議在協商方式中加入雙邊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