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氣候談判見證了中國地位、形象的變化，而蘇偉的角色也正在從一位單純對外的外交官員，向主導中國低碳經濟宏觀決策的內政官員轉換。
在20多年的國際氣候談判桌上蘇偉總是能令對手“懼怕”，但在旅居德國的北京社科院研究員謝方的印象中，生活中的蘇偉卻是一位“溫文爾雅、受過東西方良好教育的紳士”。
在國家發改委的同事看來，這位氣候司司長也是一位“率性隨和的學者型官員”，講話率直，不講官話。就是這樣一位“紳士”，在氣候談判場上，卻數次拍案而起，據理力爭，被國際同行評價為“真正的談判行家里手”“反應快，想蒙也蒙不了”。
從1989年參加氣候談判工作到現在，已20多年，蘇偉已經習慣于這種緊張忙碌的生活。然而每一次談判的傾情投入，都會在他隨后的睡夢中蔓延一段時間，夢中仍然在談判桌上。
眼下，隨著南非德班會議的臨近，蘇偉和中國的談判團成員們又進入了“每天工作25小時”的忙碌中。
南非德班氣候變化大會的口號是，“拯救明天從今天做起”。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法律文件，《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將于2012年到期。作為決定《議定書》前途命運的一次氣候談判峰會， 南非德班氣候大會比此前受到更大的關注。所有的談判成員們都能感受到肩上的重擔非同尋常。
以蘇偉代表的中國談判團隊是《京都議定書》的堅決捍衛者，他們認為，確定發達國家在第二承諾期的減排指標，將是德班會議最為緊迫的任務。
20年氣候征戰
在擔任國家發改委氣候司司長前，蘇偉就一直從事氣候談判工作。1986年在人民大學國際法專業碩士畢業后，蘇偉進入了外交部條約法律司。
兩年后，世界氣象組織（WMO）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合作建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旨在就氣候變化問題向世界提供科學咨詢。20年來，該組織雖然不直接評估政策問題，但所評估的科學問題均與政策相關，對氣候變化決策和國際談判具有重要影響。
就是在這里，蘇偉開始了他的氣候生涯。1989年，進入外交部的第三年，他參與了IPCC四個協調小組之一的國際公約組工作，并參與完成了IPCC第一次評估報告的“法律措施”部分。
此后，蘇偉就一直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事實上，蘇偉經歷氣候談判的這些年，也是中國參與國際環境外交并逐漸成長的20年，這期間，一個積極負責、從容應對的中國形象也逐漸呈現在世界面前。
1991年，中國派出代表團參加了起草《公約》的談判，1992年6月11日,中國簽署《公約》，1993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公約》，成為最早批準《公約》的國家之一。此后，中國邁入了氣候談判的漫長道路，蘇偉是這一進程的重要參與者與見證者。
2005年，著名的蒙特利爾氣候大會召開，各有關利益方在諸多議題上的爭論使得大會進展非常緩慢。美國不顧世界輿論的壓力，甚至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特意前往大會發表演說、敦促美國政府采取行動參與國際減排的情況下，仍然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這也使加拿大政府力圖勸說美國參與京都議程的努力無果而終。
但最終中國和77國集團（G77）通過了一項關鍵性決定——啟動《京都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談判。據《南方周末》報道，這份事關《京都議定書》生命的案文，就是蘇偉在蒙特利爾的一家旅館里通宵達旦起草出來的。該案文最終通過G77提交大會。
而國際同行們認識到蘇偉的專業談判形象是后來的幾次會議。在2007年巴厘島會議上，大會主席和秘書處在沒有中國等77國集團主要成員國參與的情況下舉行全會，討論并意圖通過仍在磋商的文件。蘇偉和同事兩次舉牌抗議，反對不按照大會的程序辦事，在發展中國家代表不在場的情況下做決定，要求秘書處做出解釋。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德布爾含淚道歉。
之后，蘇偉在國際氣候談判中越來越得心應手，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上，蘇偉再次以幽默機智連連反擊對手。如“發達國家減排承諾不到位，歐盟兩套標準針對中國不厚道”“發達國家不能再開空頭支票”“人均2美元的援助還不夠買棺材板”。這些針鋒相對的話給中外媒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后來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蘇偉總結說，“回顧過去的20年，無論是《公約》還是《議定書》談判，中國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最初提出《公約》案文，到巴厘島上表明中國立場的要素，并通過磋商成為G77加中國的共同立場，從柏林授權，到京都議定書，再到蒙特利爾，每兩年都是有歷史意義的。”他認為，“談判整體上實現了中國的設想”。
德班：再次出發
從日內瓦、紐約、里約到柏林，從蒙特利爾、巴厘島、波茲南、哥本哈根、坎昆到德班，多年的氣候談判見證了逐漸改變的中國地位和形象。
這些年，低碳理念這一精英話題逐漸被公眾普遍接受，而蘇偉的角色也正在從一位單純對外的外交官員，向主導中國低碳經濟宏觀決策的內政官員轉換。
正如蘇偉所說，“中國的談判有著國內切實減排行動的有力支撐”。從2007年國家發改委氣候司成立以來，應對氣候變化這一事務就開始沿著內政與外交結合的方向行進。
事實上，近兩年，蘇偉不僅要征戰于談判沙場，還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到國內工作上，特別是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他在接受采訪時說，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是中國科學發展的內在需要，絕不是做秀。
在過去的一年中，中國鼓勵低碳的政策密集出臺，低碳省市試點漸次展開，低碳經濟指標體系逐步建立，應對氣候變化的指標任務落實到各級地方政府，這些都將在即將召開的南非德班氣候大會上顯示出中國的積極形象。
媒體人楊子云評論認為，在哥本哈根大會之前，在氣候談判的國際舞臺上，中國代表團是政府部門的獨唱團，身影一直很單薄，應對著其他國家來自政府的、民間的、媒體的，方方面面的挑戰和責難。而哥本哈根大會之后，這個團隊的力量正在變得越來越豐滿。
哥本哈根大會上，中國代表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新聞發布室，召開了第一次新聞發布會。而坎昆會議期間，中國政府代表團則與媒體、與NGO代表進行了頻密接觸，展現了中國政府在與NGO、與社會力量合作方面逐漸開放的姿態。
在現任世界資源研究所中國首席代表鄒驥的描述中“代表團只有十來個人，有時候一個人要同時負責3個議題的談判”的情形再不會有了。
坎昆期間，一位美國記者提問蘇偉：“你如何看待美國的減排措施？”蘇偉笑著回答：“美國還做得不夠，但我們理解，美國仍在努力。”這一回答令期待著看中美兩國隔空對戰的記者失望而歸。楊子云認為，過去中美之間的舌戰使得中國成為近幾次氣候談判大會關注的焦點，承受了巨大壓力。但是坎昆期間，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官員除了開始與國際媒體、國際NGO主動溝通，也避免了與美國的“舌戰”。在他看來，這是一種成長的表現。
接下來的德班會議蘇偉與同事們將如何表現，仍然是各國媒體關注的焦點。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仍將會為了捍衛《京都議定書》而努力。
“最為緊迫的任務是確定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絕對量化減排指標。為落實‘坎昆協議’關于確保《議定書》第一、第二承諾期之間不出現空當的要求，應盡快談判確定《議定書》發達國家在第二承諾期減排指標。《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是發展中國家堅定不移的訴求，關系到現有法律框架的延續，關系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同時，發達國家應根據‘坎昆協議’的要求，進一步提高其減排承諾水平”。蘇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雖然對于德班的前景，普遍預測并不樂觀，但是蘇偉認為，如果德班會議能夠維持多邊進程，在哥本哈根會議、坎昆會議的基礎上，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問題上再進一步，將表明談判仍然沿著正確的方向和軌道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