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氣候談判的進程中，歐盟一直扮演領袖的角色。但現在，歐債危機使得歐盟元氣大傷，自顧不暇，甚至開始討論要不要中國救歐洲的問題。

　　在氣候談判方面，發達國家也正在將如意算盤伸向中國。

　　據長期從事氣候談判的發改委氣候司談判處處長李高透露，歐洲同行曾提出希望能同中國聯手組成G2，一起推進國際氣候談判。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海濱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雖然在德班會議上發達國家提出讓中國提供氣候資金支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私下，發達國家已經提出這樣的問題。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聲音越來越大。中國必須有所準備。

　　實際上，中國仍然是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11月13日，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科技部原副部長劉燕華在2011低碳時代論壇上指出，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有兩條根本路徑，一是在國際上捍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二是在國內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不管國際情況多么復雜，中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劉燕華說。

　　從謹慎到積極

　　據悉，同以往參會不同，此次德班之行，中國代表團將會舉行一系列密集活動，進一步加強跟國際交流，主動展示中國為減排所作的努力。

　　李高介紹說，在德班期間中國代表團會圍繞能效和“十二五”規劃以及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行動組織一系列邊會。還會組織“中國角”讓國際同行了解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行動和談判立場。

　　張海濱分析了過去20年來中國氣候談判政策，認為發生了幾方面的變化。第一，立場從過去的謹慎轉向積極。第二，驅動力從最初的國際壓力轉向國內需求，國內積極性顯著增強。第三，談判觀念更加深入，談判初期時傾向于把氣候問題當成環境技術的問題，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成為發展問題，現在還是國際政治與安全的問題。 第四，談判地位的變化。初期是重要的談判國，現在是主要談判國。

　　“過去20年，中國正在國際氣候談判和全球氣候治理當中發揮著越來越積極的作用。當之無愧地說，中國在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具有領導作用。”張海濱說。

　　不過，談判地位的提升也意味著中國逐步走到了國際氣候談判的前臺，成為焦點，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

　　從政策到行動

　　張海濱指出，面對壓力，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解決內部問題，實現經濟轉型，在談判桌上掌握更大主動權。

　　劉燕華表示，中國為低碳發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十一五”期間我國實現了19.1%的節能目標，相當于減少6.3億噸煤炭消耗，減少15億噸二氧化碳排放。而在今年3月出臺的國家“十二五”規劃中，又進一步提出一系列重要目標。

　　李高說：“中國的節能減排工作力度是任何發達國家都比不了的。全世界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提出控制能源消費總量這樣的措施。”

　　對于此次德班氣候談判，李高表示，必須把巴厘島和坎昆達成的一系列共識落到實處，才能邁向下一步，否則很多協議將變成一紙空文。

　　“談判中最重要的是落實，應對氣候變化最重要的是行動。中國可以驕傲地宣布，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行動方面，確實取得了效果。”李高說。

　　從努力到挑戰

　　實際上，再過二三十年，中國仍處于工業化上升的態勢，溫室氣體減排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在2011低碳時代論壇上指出，中國進一步節能減排有幾個難點。第一，資源性產品的價格機制不到位；第二，長期以煤炭為主的格局短期內難以改變；第三，處于工業化中期，下一步能否實現結構轉型尚需時日。

　　此外，中國沒有形成節能減排的長效機制，節能減排仍然由中央政府主導，依靠減排指標約束各地方政府和企業。這也導致在“十一五”末期出現“拉閘限電”等極端現象。

　　魏建國表示，節能減排需要具體的政策工具來落實。而在減排工具的設計中，統籌協調各個部門最為關鍵。中國的現行體制使得政策工具體現出碎片化狀態。他希望在統一的框架下建立起部門分工的管理體系，最終形成協調統一的溫室氣體減排管理機構，解決部門碎片化問題。

　　“經過這些年的談判，國際社會對美國已經不抱希望，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對中國持有過高期待，我希望國際社會更多地了解中國的國情，多換位思考。”張海濱說。